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前身为滇军60军，在抗日战争时期，这支来自云南的部队参加了包括台儿庄会战在内的多场战役，在国民党军队的行列中，60军因其出色的战斗力在1947年被评定为“甲等”部队。解放战争中，该军军长曾泽生对内战感到不满，于是1948年10月，在长春领导部队起义。这支部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，继续为国家的和平与统一贡献力量。

50军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，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，开赴朝鲜战场，参与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、二、三、四次战役。是第一支攻入汉城的部队。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三次战役中，50军全歼英军皇家重型坦克营。

在第四次战役中，50军在汉江两岸顽强抗敌50昼夜，全军以坚强的意志和巨大的牺牲，在付出了10033人的伤亡下，沉重打击和消耗了敌有生力量，为志愿军主力的休整、集结和粮弹补充争取了宝贵时间。书写了战争史上以劣势装备战胜强敌的辉煌篇章。这场战斗是我军首次进行的大规模防御作战，其战斗的激烈程度，在当时我军20多年的战争历程中极为罕见。与50军并肩作战的38军“万岁军”也对他们的表现表示高度的赞赏。

彭德怀元帅曾坚定地表示：“只要我彭德怀还在，50军就永远不会被撤销。”这充分说明50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有着优异表现。

在对越自卫还击战爆发前，50军麾下有三个步兵师，分别是148师、149师和150师。其中，148师是50军的老牌部队，而149师和150师则是后来调入的。149师原本是西藏军区的步兵第52师，它在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中表现出色，因而声名鹊起，确立了其甲种师的地位。1969年，该师与50军的149师交换防区和番号后，正式成为50军的一员。

150师的组建背景稍有不同，它是在50军进入四川前，原先的150师被改编为辽宁省军区的独立师后，于1967年以成都军区的数个独立步兵团和独立营为基础重新组建的。150师由于是由地方部队新组建而成，在当时国家财政状况较为紧张，军费预算有限情况之下，非主力部队常常需要承担生产和经营副业的任务，以支撑主力部队的开销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150师作为丙种师，并不被视为主力部队。因此，在组建后的十多年里，该师的每个步兵团中仅有一个营能够进行完整的军事训练，而其他的部队则忙于开矿、养猪、种植蔬菜、烧制砖瓦、修建道路和建造营房等生产活动。这些副业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部队的精力，影响了其军事训练和战备状态。

150师人数大约6000多人。直到1978年底，才紧急扩充为甲种师，全师人数增至约11000人。这意味着在150师中，几乎有一半的兵力是新近调入的，其中不少还是新征召的战士。由于自卫还击战在1979年2月爆发，150师仅有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进行整训和准备。

在中越自卫还击战中，由于50军下辖的三个师战斗力存在差异，总部决定将50军分散使用，以发挥各自的优势。其中，作为主力的149师被配属给13军，率先参与西线云南方向的战斗，并在整个战争中表现出色，是西线表现最佳的步兵师之一，148师被分配到东线，参与广西方向的作战，成功牵制了越军的一个野战师，阻止其向东增援高平，其表现也算是令人满意，而150师则是作为预备队待命。通过这种分散使用，最大限度地发挥50军各师的战斗力。

在战争的最后阶段，150师448团在撤退过程中，在高平以西的那嘎、朗庄地区，被越军的伏击包围，导致该团542人失散，其中219人被俘，并丢失了大量枪支和火炮。

在这场战斗中，448团的8连在干部冯增敏、李和平的带领下，集体投降越军，这是中国军队历史上第一次成建制向敌军投降的事件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。成为了解放军历史上的一个沉痛教训，也是军史上的一次奇耻大辱。

战后，总部对战争中的表现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，对责任人进行了严肃处理。50军的两位副军长被撤职，50军的番号也在1985年被裁撤。

50军150师448团在撤退阶段时，50军驻150师指挥组与150师的指挥员在制定撤退方案时出现了分歧。150师师长刘同声认为，部队已经完成了任务，应该沿3号A公路返回，以确保部队安全回国。

然而，50军驻150师工作组的副军长关豁明持有不同意见，他认为150师作为预备队，仅参与了东线战场的清理和扫尾行动，尚未得到充分的实战锻炼。主张在撤退过程中继续进行清剿，以期获得更多的战果。用副军长关豁明的话来说，这就像是“顺手牵羊”，既能完成清剿任务，又能取得额外的战果。他认为部队应该继续清剿残敌和收缴越军仓库物资，并决定让448团沿那嘎、郎庄、三龙、505高地、灵黄、春惆一线清剿回撤。

由于双方意见相持不下，决定上报广州军区前指来决定。广州军区前指的许世友将军原本同意150师的意见，要求部队沿公路回撤。但在传达指令时，由于机要科的一名参谋的失误，未能及时将广州军区前指的回电传达给部队，导致448团按照军工作组的指挥意见，从天丰岭山路撤退回国。

3月11日中午时分，448团的2营以密集的队形前进，其尖刀班与主力部队的距离仅约500米。当部队行进至班英地区附近的那嘎村，一个被群山环绕的低洼地带时，突然遭受到越军从山腰发起的猛烈攻击。在部队还未来得及分散应对时，一些官兵已经不幸中弹，倒在了血泊之中。由于该营大部分为临时扩充的新兵，缺乏实战经验，部队立即陷入混乱。在越军的前后夹击下，448团2营损失惨重，至3月12日下午，448团前指、二营等部1000余人终于陷入重围。

当448团指挥部正在指导1营和3营撤离阵地，并沿公路进行搜索撤退时，他们突然接到了2营遭到攻击的消息。指挥部迅速下达命令，要求尚未撤退的部队暂停行动，已经出发数公里的1营也立即返回原路。同时，448团向师指挥部发出电报，请求允许全团集结后，边战斗边撤退。师指挥部得知情况后，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，同意了448团的请求，并考虑根据实际情况调动449团和450团参与救援。

然而，50军驻150师指挥组并不同意448团全体回援的计划，他们认为2营有能力自行突围。面对全团回援请求被拒绝的情况，448团指挥部也无法准确掌握2营遇袭的严重程度，因此他们只能指示1营和3营沿公路建立防御阵地，无奈之下之派出了两个连去接应，并根据后续情况的发展来决定下一步的行动。

正午时分，448团2营负责警戒的部队注意到越军在山谷周围活动，似乎在侦察驻扎在谷底的2营的行动。为了避免暴露位置，警戒部队选择不进行射击，让2营丧失了一次应对危机的机会，到了大约下午3点，山谷四周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。越军在占据了周围的关键位置并完成对2营的包围后开始了进攻。一个严重的错误已经铸成。

越军的战前侦察非常准确，他们的第一轮攻击就以强大的火力将2营分割开来。由于没有预料到这次攻击，2营立即被压制在山谷中，部队被切断成数段，遭受了重大伤亡。团前指也受到了越军集中火力的攻击，副团长胡庆忠不幸中弹牺牲，副政委龙德昶在混乱中失踪，2营营长雷群荣和教导员唐秉元也失去了联系，部队失去了指挥。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，除了在谷底伤亡的人员外，其他官兵纷纷逃向两侧的山脊以逃避越军的火力。经过2个多小时的战斗，2营已经陷入了混乱状态，官兵们分散成小组四处寻找掩护。

在战争中，给指挥员纠错的机会往往稍纵即逝，一旦选择失误，便可能逐步走向覆灭。遗憾的是，在这些关键的抉择面前，448团的决策均未能指向正确的方向。

在1连和8连被围之后，8连指挥员冯增敏和连长李和平召集了集体会议讨论是否放下武器。副连长王立新对此表示强烈反对，并率43名战士突围。他们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继续战斗，最终，王立新抱着集束手榴弹冲向敌军，与十几名越军同归于尽。八连最后仅剩下两名重伤员，其他战士全部牺牲。冯增敏和李和平最终还是向越军成建制的放下武器。

448团回撤路线是之前121师穿插进入越南作战的路线，在那嘎围攻448团2营的越军是被121师打散而未被歼灭的越军。当时在高平战役中121师是穿插作战。战前要求:只要按时穿插到位即是胜利，途中不要恋战，所以该地越军未被歼灭。事后得知，参加围攻448团2营以及1连、8连的越南武装力量，至少包括北太省军事指挥部第4营、第5营、太原钢铁厂民兵营和明心乡游击队。

战后，冯增敏投降的决定引发了广泛的争议。尽管他在军事法庭上声称，这样做是为了保全202名战士的生命安全，但他最终还是被判处了十年的监禁。即便在十年后，冯增敏依然坚持认为他的投降是“别无选择”。

1985年的百万大裁军中，50军的番号虽然被撤销，但149师和148师得以保留。